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曾试图提名斯蒂芬·穆尔担任美联储理事。然而，由于该经济学家的资格受到质疑，以及他发表的性别歧视言论，特朗普最终放弃了这一提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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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:特朗普或被迫让步 宣称重大胜利后部分撤销关税

8月1日关税休战期结束后，特朗普已签署行政令对66国加征10%-50%不等的关税。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（如英国、澳大利亚）适用10%基准税率；展现盟友姿态并给予能源采购与投资协议的经济体（包括欧盟、日韩及东南亚国家）适用15%-20%税率；未按特朗普要求让步的国家则面临惩罚性高税率：加拿大35%、瑞士49%、巴西50%。中国与墨西哥作为例外取得谈判宽限期。

虽然平均税率较“解放日”宣布水平有所下调，但18.3%的关税水平仍远超特朗普执政前2.4%的历史均值，创194年以来新高。尽管新关税将于8月7日生效且多国仍在谈判，但学界亟需思考这个关键问题：这场关税博弈的终局何在？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与未来走向如何？

耶鲁大学8月1日报告：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已经达到18.3%，创下1934年以来的世纪新高

特朗普将关税视为绝对权力的体现。尽管其征税权曾受法律质疑，但凭借《1937年贸易法》和《紧急经济法案》，他“成功”实现了四项战略目标：

其一，关税作为财政工具。特朗普怀恋麦金莱时代关税占联邦税收主体的岁月，虽曾失言要求亚马逊等美企“消化关税”，但始终鼓吹“外国支付论”。

然而政府引用的学术研究显示，95%的关税成本顺利获得进口商品价格转嫁给美国消费者，本质上成为主要由低收入群体承担的累退性消费税。这种设计旨在抵消主要惠及富人的减税政策（即所谓“大而美法案”）。2025年上半年87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（其中6月266亿美元，达常规水平四倍）印证了该策略成效。

随着税率攀升，美国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将背负更沉重的税负，加剧财富不平等。

其二，关税作为产业保护伞。美国制造业自1950年代起持续萎缩，1980年代金融化浪潮加速了这一趋势。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驱使下，企业普遍采取“裁员-外包-并购-回购”的资本运作模式，而非“保留-再投资”的实业路径。要逆转去工业化趋势，需根本性重构经济结构——削弱金融资本话语权，加大基础设施、新能源、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。